鄭蘭第一次聽到“核心玩法”這個關鍵詞，是2012年在一場極其不起眼的分享會上。那天她原本并沒有打算留下來，但一個年輕人關于“玩法機制如何決定用戶生命周期”的PPT讓她停下了腳步。

　　在那之前，整個手游行業(yè)仍處在IP主導的時代——有IP就有熱度，有熱度就能融錢。投資人更看重的是渠道關系、明星代言和上線時間的“窗口博弈”，而“玩法”這件事幾乎沒人認真談。

　　“但他們在談操作延遲、策略體驗時，我真的感到驚訝。”鄭蘭回憶說，“不是因為他們有多聰明，而是因為他們在認真對待玩家的沉浸體驗。這種認真，在那個年代是稀缺的。”

　　她約了那個團隊單獨見面，在深圳一家很小的創(chuàng)業(yè)咖啡廳里聊了兩個多小時。對方非常拙于表達，PPT做得不漂亮，預測模型不夠標準，甚至連“這游戲最終怎么變現(xiàn)”都說得含糊。但鄭蘭堅持做了投資——不是因為她看懂了商業(yè)模型，而是因為她“相信了他們對游戲的態(tài)度”。

　　“有些東西，是模型里看不見的。”她說。

　　她承認，那是一場挑戰(zhàn)。但也是她愿意承擔的那種。“比起投一個你已經(jīng)知道會成功的東西，我更愿意投一些可能永遠不會成功，但如果成功了，會讓行業(yè)多一個未來選項的東西。”

　　類似的情況，在她后來的投資經(jīng)歷中不斷重現(xiàn)�？∑酱竽�王這個項目，就曾讓她一度陷入猶豫。

　　“不知道她那個時候想沒想過放棄。”俊平創(chuàng)始人回憶說，“她不擔心數(shù)據(jù)，也不擔心市場，就擔心我們團隊是不是夠堅定。”

　　時間拉回2022年，他們的確不是一個看起來“理想型”的創(chuàng)業(yè)團隊：品牌故事不夠完整，用戶社群零散，創(chuàng)始人有時還有點“擰”。但鄭蘭最后還是決定堅持下去——因為她在多次溝通中，看到了他們身上“非理性”的信念感。

　　“不是所有邏輯都能推導出成功，但真正打動用戶的品牌，往往是有某種堅持的。”她說，“我相信那種不愿意妥協(xié)的人。”

　　她經(jīng)常說，投資本質(zhì)上是一種認知驗證。在最開始的那幾年，她也按行業(yè)劃分過項目，比如消費、文娛、游戲、工具。但她很快發(fā)現(xiàn)，這種劃分方式越來越無法適應快速遷移的市場。

　　“有個項目原來我們叫它消費電子，結果三年后它變成了一個內(nèi)容平臺。還有一個內(nèi)容品牌，我們后來發(fā)現(xiàn)它其實本質(zhì)上是一個社交網(wǎng)絡。”

　　她意識到，如果再繼續(xù)按行業(yè)標簽來分析，你只能看見表層的更新，無法預判底層的遷移。

　　2019年那一年，她開始從“人”出發(fā)重構自己的投資邏輯。她不再關注某個行業(yè)是否增長，而是研究不同群體在注意力遷移和價值認同上的行為模式。

　　“比如Z世代在工作日凌晨兩點在手機上做什么?他們怎么決定信任一個新品牌?他們會因為哪個瞬間點擊支付?”她的研究日記中，有大量用戶模擬劇本，甚至連某款新香型的命名路徑她都會拆解十幾種文化含義。

　　“我并不算聰明，但我足夠認真。”她說。

　　鄭蘭的“認真”，是那種外界看不到的暗涌。她習慣在別人睡覺的時候整理數(shù)據(jù)，在項目會議結束后獨自去翻創(chuàng)業(yè)者兩年前的播客發(fā)言;她也會連續(xù)兩天不吃正餐，只為想清楚一個模型里邏輯閉環(huán)的入口是否合理。

　　“很多人覺得投資是找到有潛力的人，我覺得更像是找到那些愿意堅持到下一次變化來臨前的人。”

　　這聽起來浪漫，但她其實極其務實。她知道成功是稀缺事件，更知道投資人不能靠熱血驅(qū)動一切。“我會用理性做判斷，但我不想失去感知力。”

　　她不信任“絕對正確”，也拒絕“標準答案”。她更愿意面對混亂，去挖出其中隱約閃光的部分，然后等它成長。

　　“我們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在對抗確定性。”她說。

　　很多人只看到鄭蘭投資成功的那一面，卻不知道她也經(jīng)歷過一些“深度失敗”的項目。有一次她投了一個看起來極具創(chuàng)新性的機器人創(chuàng)業(yè)團隊，但項目啟動幾個月后，進度不如預期，團隊也在融資談判時陷入內(nèi)訌，最終公司被迫解散。

　　“那時候我特別挫敗。”她坦言，“一方面是為錢，一方面是為人。”

　　她發(fā)現(xiàn)，失敗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無法從失敗中提煉出新的理解。“有的失敗其實是僥幸心理導致的，比如高估了團隊的執(zhí)行力;有的失敗是因為我一開始就知道有問題，卻希望市場會原諒它。”

　　她常說，“錯誤其實是認知沒對上”，所以她為每個失敗項目都做后續(xù)‘尸檢’，寫復盤，問自己：‘到底是哪一個判斷失準了?我是不是沒看到那一層動機?’

　　她講起一段往事，那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幾次‘崩潰’之一：某次在家一個人寫失敗項目的總結時，她因為太過自責，把寫了一半的本子扔進了垃圾桶。但第二天清晨，她又默默從垃圾桶里撿回來，擦掉污漬，一頁頁重新整理。

　　“我不想美化失敗，但也不想把失敗藏起來。”她說，“這是我職業(yè)的組成部分。”

　　這種誠實，也讓她跟創(chuàng)業(yè)者的關系變得特別——不像投資人，更像一個理智但愿意陪你走完最難階段的‘聯(lián)合觀察者’。

　　俊平創(chuàng)始人曾私下說：“她的存在感不是那種天天push的老板型，而是當我們最迷茫的時候，她能把我們原來相信的東西，重新翻出來給我們看。”

　　她不是沒有情緒的人，只是她很少對外表達。她曾經(jīng)形容自己像是“一只慢慢爬行的烏龜”，但這只烏龜在內(nèi)心有完整的邏輯圖譜。

　　“我從小就是個不善言辭的人。”她回憶，“小時候在學校寫作文時，老師總批評我語言干巴巴的。”但她發(fā)現(xiàn)，如果允許自己用結構而不是修辭來表達，她反而能非常清晰地呈現(xiàn)觀點。

　　這也是她偏愛閱讀非虛構、科技類、心理學書籍的原因之一。她常說：“我不是靠靈感活的人，我是靠秩序感支撐的。”

　　她每天會用至少一個小時做信息梳理——不是刷新聞，而是思考‘這些信息在我體系里該怎么定位’。她的手機里有幾十個Notion頁面、標簽、書單分類、用戶評論索引。

　　“我其實很容易焦慮，但一旦有結構在，我就會安心。”

　　鄭蘭的“結構思維”也讓她在判斷事情時格外冷靜。她不容易被表面現(xiàn)象帶節(jié)奏，也不因為行業(yè)熱度而草率行動。

　　但與此同時，她也有特別柔軟的一面——比如，她會因為看到一個公益項目講述鄉(xiāng)村女童教育困境而流淚;她也會在某些夜晚，給自己寫一封“未來信”，提醒自己不忘最初的出發(fā)點。

　　“我不是強者，我只是比別人更清楚自己的脆弱在哪。”

　　她說她至今記得剛入行時，IDG合伙人楊飛對她說的一句話：投資這個行業(yè)80%靠運氣，20%靠努力。

　　那天她剛入職，聽到這些略顯“殘酷”的事實，不禁愣在那里。很快她反應過來，與其在那里等著宇宙的混沌算法，不如行動起來。“干就完事了。”

　　那句話至今影響著她——她學會了不逃避恐懼，而是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極致。

　　在很多人眼中，鄭蘭是冷靜的、理性的、像計算機一樣準確。但她其實極富同理心。“我之所以愿意投一些‘不那么好講故事’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，是因為我也知道被誤解是什么感覺。”

　　她說自己的人生，就是一場與誤解和自我和解的旅程。

　　“我始終覺得，我不是在挑選項目，而是在尋找一些跟我一樣，在混沌中努力找秩序的人。”

　　“我們在同一條河流里漂著，沒人能保證自己不濕身。但如果有人愿意一起劃槳，就值得下注。”

　　鄭蘭的視野，從來不局限于“投資”本身。她常說自己更像一個“人類行為研究員”，投資只是她影響世界的一種方式。

　　這些年，她越來越關注“文旅融合”這個領域。在多數(shù)人眼里，這像是一個偏保守、低技術、重資產(chǎn)的傳統(tǒng)行業(yè)。但鄭蘭卻敏銳地意識到：文旅不是舊經(jīng)濟的殘余，而是文化影響力的新出口。

　　“我們一方面在講文化自信，另一方面又在用千篇一律的方式包裝‘景點’。這兩者之間，其實是斷裂的。”她說，“要真正實現(xiàn)文化輸出，不能靠符號，要靠故事和沉浸感。”

　　她開始大量調(diào)研不同地區(qū)的“下沉式內(nèi)容消費”行為。在三線以下城市，她發(fā)現(xiàn)一個非常典型的趨勢：“XX本地年輕人不再追隨北上廣的潮流，而是想在熟悉的語境里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化認同。”

　　“他們其實不缺內(nèi)容，也不缺審美，他們?nèi)钡氖潜豢匆姟?rdquo;她說，“一個縣城里18歲的男孩，也會沉迷某個古風IP，甚至會自己寫劇本、剪視頻，但他找不到一個線下可以容納這些表達的地方。”

　　鄭蘭提出了一個新模型——“文化消費即場景再造”。她不再把文旅看作服務游客的工具，而是把它看作“承載文化與生活方式”的容器。

　　“不是讓人來‘參觀’，而是讓他們來‘發(fā)生’。”

　　她嘗試跟幾個地方政府和內(nèi)容機構合作，例如用IP改造老城區(qū)商圈，用二次元文化打造周末夜市，也把一些即將被廢棄的廠房改成青少年劇場和創(chuàng)作營地。

　　這些項目在談判的過程中需要耗費大量的溝通成本，一開始沒人看好，但很快聚集了一批對文化極度敏感的年輕人。他們不是“游客”，而是“生活方式的主理人”。

　　“如果一個IP不能落地，它就永遠是空中樓閣。”她說，“我想做的，是把文化從云端搬到街道口。”

　　她也開始關注“數(shù)字原住民”如何參與城市更新。“Z世代不是不關心現(xiàn)實，只是他們希望現(xiàn)實更像他們的數(shù)字生活。”她說，“他們不抗拒線下，只是抗拒無趣。”

　　她設想中的“文旅綜合體”，是內(nèi)容先行、消費反哺的生態(tài)。“我們不是造一座城，而是造一個可以讓年輕人共創(chuàng)、共鳴、共生的空間。”

　　很多人說她“太理想化”，但她不以為意。“我做這些，不是因為它們一定能成，而是因為它們值得被嘗試。”

　　她引用了劇集《億萬》中泰勒梅森的一句話：“我不關心別人怎么評價我是否‘正常’，我只關心我是否‘正確’。”

　　她說，自己跟泰勒一樣，有時候難以與世界保持‘社交型同步’，但她內(nèi)心有一個極其穩(wěn)定的‘判斷內(nèi)核’。

　　“我就是一個安靜地待在角落的人，但我有自己的雷達。”

　　在訪問的最后，我們問她：如果未來十年有一件事你特別想完成，會是什么?

　　她沉思片刻，說：“我希望為這個時代留下一個模型，讓年輕人知道，理解比表達重要，過程比結果重要，‘構建’比‘獲得’重要。”

　　她講起小時候在劇院看排練，演員一句臺詞來回打磨，燈光從5度變成8度，舞臺的木板因為溫度變化變形、重排，“那種對細節(jié)的執(zhí)念，深深影響了我。”

　　“我從來都不相信可以一夜之間創(chuàng)造奇跡，但我相信，如果你讓每一塊拼圖都拼在對的位置，總有一天會出現(xiàn)一幅圖。”

　　她并不急，也不慌。她的節(jié)奏始終慢而堅定，就像她的投資，就像她的人生。

　　她說：“我沒法預測所有結果，但我可以選擇我不愿意將就的路徑。”

　　這一路走來，她見證了很多人的起落，也承受了很多‘看不見’的孤獨與質(zhì)疑。但她始終沒有改變她看世界的方式。

　　不是因為她一直正確，而是因為她從不偷懶。

　　鄭蘭也許不是這個時代最‘高調(diào)’的聲音，但她一定是那種最耐聽的音色——低沉、真實、質(zhì)地豐富、回響深遠。

　　她身上有那種老派的職業(yè)精神，也有那種新一代創(chuàng)造者的實驗性。她愿意失敗，但更愿意去構建那種‘還沒人試過的秩序’。

　　她說：“我們最終都會老去，但如果你曾認真對待這個時代的年輕人，你就不會被時代拋棄。”

　　她笑了笑，輕聲說了一句，像對我們說，也像對未來說——

　　“一代人終將老去，但總有人正年輕。”(文 / 羅城)